适逢中国大地掀起的文学大浪潮中，尽管孩提时代无所知也，但她的创作历程不能与精神分析理论在中国的发展脱开联系。五四以来，中国文学领域各派林立，作家和批评理论家一方面急于为中国大陆带来新鲜的文学理论，一方面又担心作家创作的效率高低，20世纪开始传入中国的精神分析理论，正是暗合了民众与知识分子的期许——对于个人内心世界释放的呐喊，作家与批评家以极富挑战性的热情，将一种全新的可以应用到文学领域的理论介绍给读者，这期间，出现了一系列带有精神分析特点的著作横空出世，如朱光潜的《福鲁德的隐意识说与心理分析》，钱智修的《梦之研究》等，作家之中，也出现了将心理分析技巧融入小说之中的作品，如郁达夫的《沉沦》集，郭沫若的《残春》和施蛰存、穆时英等新感觉派的作品，皆用心理分析的创作技巧将主人公或是孤独哀伤，或是在欲望的牵引下梦中意淫，或是自甘堕落在十里洋场的个人意识形态通过文本表现出来，令读者耳目一新，在新的创作视阈内，尝试心理分析。那么对于张爱玲来说，这些前仆后继的前辈们，已经用有力的大脚为她拓宽了心理小说创造的道路，张爱玲她自己曾在《童言无忌》中写到“我自己那时候正在读穆时英的<南北极文集>”[1],可见，这些善于心理分析的作家，有些恰巧是张爱玲所喜爱的，在当时中国的文学社会氛围中，精神分析的一些理论被许多作家所推崇，张爱玲碰巧又喜欢读这些作家的小说，不得不说，她或多或少的会受到一些影响，并为她此后的创作埋下伏笔，为她刻画人物形象的审美角度，提供了思路。
正如前面所提到的，作家的童年和少年的经历对其创作影响极为重要，文本中的不幸源于现实中的不幸，张爱玲之所以接受精神分析理论，是与其个人经历息息相关的。
张爱玲儿时的缺爱，造成了她成年时对胡兰成的依恋和渴望，联系到后来胡兰成的背叛，这一切都组成了她写作的动因。张爱玲的父亲是前清大臣李鸿章之外孙，是个典型的遗少形象，性格暴戾乖张；其母亲为一个受西方文化渲染极深的贵族妇女，因此，他的父亲和母亲在性格、习惯等各方面无不互相排斥，毫无共同语言，旧风气与西洋化的冲撞，给了张爱玲并不幸福的童年。那么，张爱玲对于家庭温暖和父母之爱的期待，也只能通过其小说的流动展现给读者。由此可见，张爱玲相对于当时的其他作家，更容易接受精神分析理论，以排解自己多愁善感的不幸心情。在其作品中，不难看出其将写作对象与现实生活相对应的初衷和渴望，例如她出生在没落的贵族之家,在她的几部代表作中,背景也都不约而同地设定在没落的贵族家庭。张子静在《我的姊妹张爱玲》中写道:“《花凋》中的郑家即张爱玲的舅舅家；《金锁记》中姜家的故事也和李鸿章次子家的故事不谋而合；在《茉莉香片》中则有她父母与家人的影子:遗少父亲、刻薄冷酷的后母、弥漫着鸦片烟雾的家。不仅如此,小说中的人物感觉也经常来自于她本人的真实的人生经验。例如《沉香屑第一炉香》中葛薇龙作为一个寄人篱下的穷亲戚的许多心理活动,就直接传达出张爱玲在香港读书时所感受到的“寄人篱下”的这般情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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